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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工作的挫败感真的很强吗?
发布日期:2020-04-26 访问量:

美国著名刑事辩护律师德肖维茨在《最好的辩护》一书中写到: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头衔能比辩护律师更崇高可敬了。然而在我国目前有不少律师却认为从事刑事辩护工作会有很强的挫败感。我认为之所以会有这种认识主要是存在以下问题:

刑事辩护工作的挫败感直接源于律师的辩护意见不被司法机关采纳,而辩护意见不被采纳在很多时候是因辩护意见不当所致。举一个刚刚办理的案件来说明。这是一起强奸案件,被害人指认第一被告实施了强奸行为,指认第二被告强奸未遂及帮助第一被告实施强奸。第一被告主动认罪,但否认了被害人对第二被告的指认。第二被告坚持不认罪,辩解称事发当时自己喝醉了什么都不知道。检察院起诉认为第二被告构成帮助他人强奸,理由是帮助强奸(强奸行为发生时第二被告按第一被告的指示去关门)的事实有被害人的陈述和监控视频证实。监控视频没有拍到任何强奸的内容只拍到了第二被告有关门的动作以及自行乘坐被告一的摩托车离开案发现场。第二被告刚开始辩称没有去关门,后面又改口说是被害人让其去关的门。

那么第二被告构成强奸罪(帮助)的证据是否充分是否应该定罪呢?和同事讨论时有人认为定罪证据不充分应该无罪,理由是被害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按照“孤证不定案”的原则应当宣告无罪。

当时我初看材料时也有这个感觉,但深入分析后发现认定第二被告构成强奸罪(帮助)的证据是充分的。理由如下:

(1)被害人在案发后第一时间报警并录了口供,从案件发生到录口供基本是“无缝对接”;(2)被害人指认被第一被告强奸的事实已经有充分证据证实;(3)被害人指认第二被告在第一被告的指示下去关门的事实得到了监控视频的部分印证;(4)案发前被害人与第二被告虽然认识,但无任何矛盾冲突。综合以上4点,可以基本排除被害人诬告陷害或记忆错误的可能性。原因是:(1)被害人案发后第一时间报警录口供,其撒谎或误记的可能性大大降低;(2)被害人陈述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有其他证据证实,部分没有直接证据证实的内容不真实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3)被害人缺乏诬告陷害第二被告的动机。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第二被告提出的辩解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被告辩称自己当时喝醉了什么都不知道,但监控视频却拍到其有关门的动作并自行乘坐被告一的摩托车离开案发现场。被告一强奸被害人是被告二就在旁边,该事实被告二亦予以确认。如果被告二真的喝醉了什么都不知道,那说明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如果是醉得不省人事,又怎么能去关门还能自行乘坐被告一的摩托车离开现场。

基于以上分析,我放弃了作无罪辩护的想法而是做了罪轻辩护,最终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构成强奸罪(帮助)的理由与我分析的基本一致,同时也基本采纳了罪轻辩护的意见。 如果这个案件我不对事实和证据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而是简单的以证据不足来做无罪辩护,那么我可能又会因辩护意见未被法院采纳而感觉很挫败!

实践告诉我们诉讼本来就是一种无限接近而又无法完全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的社会活动。立法者设计了诸如二审、再审、申诉、控告等纠错制度,以期通过制度设计使诉讼活动最大程度的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因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律师办理案件时尤其是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经常遇到自已经很努力但案件依然出现了不正义结果的情况。此时我们倍感受挫,挫败感油然而生。然而如果我们对诉讼活动的曲折性有足够的认识,就不应感到挫败而应该继续坚持,坚持之后或许就是柳暗花明。

还是举例来说明,以我办过的一件职务侵占控告案为例。这个案件可以说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我却在一开始就栽了跟头。刑事控告要去公安递材料要求立案,我拿了材料去派出所要求立案,但工作人员当场回复说明显不属于刑事案件,不予立案,也不出具不予受理的回执,让直接去法院起诉。我只好憋着气到派出所的上一级单位即公安分局要求出具不予立案的材料。经过分局协调,派出所才在报警回执上给加注了“经审核,不属于刑事案件不予立案”的字样。我才又拿着这个去检察院要求进行立案监督,谁知检察院更让人哭笑不得,说没有正式的不予立案决定书无法进行立案监督。无奈之下我又去找市公安局申请执法监督,要求市局纠正派出所和分局的违法行为,给我出具书面的不予立案决定书。材料递上去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实质性进展,你去追他就说正在查让你等。到这个时候我也有点扛不住了,曾想如果再不行就去省公厅和市政府投诉。就这样折腾了几个来回时间已过去了多半年,正在我准备去省公厅和市政府投诉的时候监察法出台监察委成立了。我研究法条发现我遇到的这种情况属于监委监察监督的范围,于是马上写了材料邮寄过去。谢天谢地,材料寄过去半个月左右就有人来和我了解情况,差不多二个月的时候派出所终于给我寄来了立案受理决定书。至此我的控告任务圆满完成,但回头来看这个过程实在是有点曲折和艰辛。

这个案件中如果我在任何一次受挫的时候选择了放弃,那可能留给我的就真的是挫败。庆幸的是我在暂时的挫败面前选择了继续坚持,最终用我的坚持把所谓的挫败感击碎。

多数人认为评价一个刑事辩护律师的辩护工作是否达标是看辩护律师的辩护观点是否得到了司法机关的认可,评价一个辩护律师是否成功主是看他打赢了多少案件。我不否认这种观点的部分正确性,因为毕竟多数委托人需要的是最终的结果。然而辩护律师的观点即使是正确的也存在不被采信的风险,辩护律师的工作即使做到了完美也有输掉案件的可能。因为辩护意见是否能够被司法机关采纳乃至案件的输赢,不仅与律师的辩护意见和辩护工作有关,更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司法环境以及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有关,还与个案所存在的特殊情况有关。近年来不断有冤假错案被纠正就是最好的证明,在这些被纠正的冤假错案中当时很多辩护律师的意见和工作现在看来无疑是正确和值得被肯定的。被誉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的张思之老先生在《我的辩词与梦想中》一书中自嘲自己“以屡败而广为业内所知”,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老先生在中国刑辩界的泰斗地位。

因此,我认为评价辩护工作以及辩护律师成功与否不应以个案的输赢为标准,而应以律师在辩护过程中是否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最高原则竭尽全力以准确的辩护意见和娴熟的辩护技巧为当事人辩护为标准;以律师在执业过程中是否做到了忠于委托人的利益忠于法律忠于正义为标准!

以上是按照我自己从事辩护工作的经历所得出的一点感悟,难免失之偏颇。然而我相信只有在刑事辩护工作当中尽量避免产生挫败感而多获得成就感,才能有长期的发展。只有我们的辩护意见准确得当才会最大可能的被司法机关所接受;只有我们充分认识到诉讼活动的曲折性才不会被暂时的失败所击倒,才有继续坚持赢得胜利的可能;只有我们

正确认识对刑事辩护工作和刑事辩护律师的评价标准,才能不被非正义的个案结果所困扰,从而在刑事辩护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唯有此,我们才能担得起“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头衔能比辩护律师更崇高可敬了”这样的赞美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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