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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三老:依法治国先觉者
发布日期:2020-04-22 访问量:

对年度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典型人物、事件进行一番盘点,似成为当下不少媒体例行的事儿。如《南风窗》近些年都是以“年终观察”的方式选出当年的有代表性人物、事件、组织集中加以报道,以“展现推进社会进步的意愿”。2014年“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有8例,其中有个人,有群体,论身份,有学者,有领导干部,有普通农民,有媒体人等。

这些年度人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法治三老”:郭道辉、江平和李步云。仨人均为我国法律界元老,已年逾八旬,今天仍在为法治的研究、实践和理念的普及四处奔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法治三老”成为媒体上的一个热词,在不同场合和不同话题上总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法治三老”之所以在我国法律界乃至社会各界赢得日隆声誉,是因为他们敢说敢言,坚持不懈地打破术语禁忌,让法治一步步“脱敏”,在推动我国民主和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建树卓尔不群的功绩,称他们是“依法治国的先觉者”并非溢美之辞。

虽说他们曾经担任的社会工作不同,研究领域相异,但殊途同归,即:都在学术和社会场合为“依法治国”鼓与呼。

如李步云,早在1979年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诉法切实实施的指示》时,就力排众议,坚持要将“社会主义法治”一词写入这一文件。文件发布后,他又领衔撰写了《论依法治国》一文。但是,当时一些领导人则提出:有社会主义法制就够了,“法治”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提法。专攻“以宪治国”研究领域的郭道辉于1992年就发表《党与人大关系的法理思考》,明确提出:“党必须在宪法框架内有所作为”,当即有领导唤他谈话。私法学者江平主要研究民商法,擅长比较法。2000年,时任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会长的江平确定一年一度的年会主题为:“比较法和现代法治”,但法学会某领导却认为:“现代法治”这个提法在党的文件中没有,要求易题,江平则据理力争,从各方面论证为什么应该提倡“法治现代化”。——“依法治国”在官方话语中从“破冰”到“扎根”的艰难历程,都赫然留有“法治三老”的足迹。他们那种“我们不讲谁讲”的心态宛如“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一西谚的“中国版”。

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从来就是思想者。“法治三老”并不是整天坐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恂恂如也的学者,恰恰符合美裔巴基斯坦阿拉伯人萨义德在《知识分子》一书中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描述:“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者——受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各自运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以诠释个案、普及理念的形式来推进我国的依法治国进程,极具睿智,更显良知!

“法治三老”矢志不渝地力倡“依法治国”,这是与他们个人的坎坷经历相关的,换言之,是对个人经历的一种理性反思。仨人都是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老革命”,却又都在解放后多次运动中受到冲击,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被判为“牛鬼蛇神”。如江平1956年带着强烈的报国情怀从苏联学成回国,翌年被列为右派,新婚不到两个月的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与他离婚。痛定思痛,正确地吸取历史的教训,仨人共同得出一个结论:多灾多难的中国,其根源在于缺乏民主政治,缺乏社会法治;仨人共同追求的一个目标:振兴中华,唯有依法治国。这便是“法治三老”在当年我国政治上空尚存人治“雾霾”时就敢于无畏地站出来呼吁“依法治国”的逻辑支点。

“法治三老”曲折而又卓绝的人生历程见证了我国法治建设的艰辛和成就,他们为此贡献了几多智慧和毕生精力,作为后辈,我虔诚地向仨老行一个注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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