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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为什么替“坏人”辩护?
发布日期:2020-04-10 访问量:

法律是代表普遍利益的,并不是说法律人就都要从普遍利益考虑问题。每个法律人都有其分工,有其角色职责。每个人尽其职责,法律才能实现普遍利益。法律代表普遍利益,但具体到每个法律人则有其各自的角色职责。这里边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律师为什么替“坏人”辩护?

执业律师何远在他翻译的《律师为什么替“坏人”辩护?——刑事审判中的真相与谎言》一书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如果你是一位医生,有一天,一位奄奄一息的病人被送到你所在的医院,你却发现这名病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坏人,平日里劣迹斑斑,坑蒙拐骗无所不为,而你却是唯一能医好他的人,如果你不出手救治,他很快就会丧命。此时,你会救他吗?显然,绝大多数医生都会选择救人,因为身为医生,治病救人乃是天职,无论手术台上躺着的是圣人还是恶魔,都无关紧要。最后,何远总结道:律师也同样如此。律师为当事人辩护,与当事人是好是坏、我们对当事人的个人好恶,都没有关系。

作为律师,他的职责,用艾伦·德肖微茨的话讲就是——“只要我决定受理这个案子,摆在面前的就只有一个日程——打赢这场官司。我将全力以赴,用一切合理合法的手段把委托人解救出来,不管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后果。”

法律应该是代表普遍利益的,但律师并不需要直接站在普遍利益的立场上运用法律。律师以依法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作为其职业道德的基本准则,当其职业道德与“惩罚坏人”的公共道德相冲突时,律师首先应当服从职业道德。律师必须以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为己任,他以最大限度维护委托人利益的方式去扶正法律的天平。就普通人的日常思维而言,这句话理解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在他们看来,一件事情错就是错,为什么还要为错辩护呢?杀人犯没有人性,你还为他辩护,这不是一样没人性吗?

“就这种小案子请什么律师嘛,浪费钱。”当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或逮捕后,家属都会着急询问一下在公检法工作的亲戚朋友,这些朋友中的个别人会作出这样的回答。的确,在一些案子中,律师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如果公检法秉公执法,请律师干吗呢?还要花钱!

公众的质疑,以及个别公检法执法人员的“律师无用论”,似乎有道理,但违背了一个基本的人性准则——人不是神,人会犯错。对方当事人会犯错,公众会犯错,公检法也会犯错,需要有对他们的制衡力量,律师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制衡力量之一。

所谓犯错,一是误将“好人”作为“坏人”惩治,二是伤害“坏人”应有的权利。现代法律给律师的定位则是对抗这些错误,这就要求律师假定他的当事人可能被误伤,即使他的当事人认为自己是“坏人”,律师仍然要假定他的当事人可能被误伤。在他人眼中,律师是替“坏人”辩护,而在律师眼里,他不一定是在替“坏人”辩护,他在避免“好人”被误伤。在他人眼中,“坏人”应该受到惩治,而在律师眼里,“坏人也有三分理”,他要避免“坏人”的权利受到侵犯。律师作为法律人,他们也追求正义,但正义赋予律师的角色是“替坏人辩护”,避免“坏人”的权利受到侵犯,避免“好人”被当成“坏人”误伤。

律师不仅是“坏人”的辩护人或代理人,也是一个值得信任的顾问。没有信任就没有律师,这种信任关系是法律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是“正义”得以实现的基础。法律应当保证律师得以正常行使其职责,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对话不能被强迫公开。而对律师,则要求其不能以“惩罚坏人”的公共道德来对待当事人。当律师职业道德与“惩罚坏人”的公共道德相冲突时,律师应当服从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职业道德。律师不能以主持正义为理由而出卖委托人的利益,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不过,律师“替坏人辩护”并非是没有底线的。律师不能出卖当事人,但是,当他的当事人要求他以“坏”的手段为其辩护,如伪造证据,律师则应拒绝,他可以拒绝这种委托。

逼得律师只能拿出最后的通牒:“我会努力以正当途径辩护,如果你想找关系,我只能退出。”

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如果知情有可能就涉嫌伪证了。作为律师,对当事人的陈述不应该毫无前提的全信,要努力发现真相,通过发现真相去赢,了解案件真相是律师保护自己的手段。我国知名刑法学者张明楷对此曾有一个经典的概括:“不要过多相信被告人陈述和辩解,很多被告人对律师不一定说真话。任何一个人,陈述事实时,会本能地、不自觉地趋利避害,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事实。法律人要善于知道不同的意见,不可以单独相信,要有相互印证才可以。尤其对于证据已经证明了的事实,不要再编故事。”

在为当事人保密方面,律师也不是没有底线的。《律师法》第38条第2款也划了一个明确的界限:“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也就是说,律师对委托人的罪行和有罪证据的保密,主要是针对已经发生的犯罪;对“准备或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律师没有保密义务。

律师为坏人辩护,这也让律师未能取得如法官、检察官、警察那样备受尊敬的地位。有这样一个段子。

“尊敬的?他是一个十足的滑头和骗子,不过,不能这样称呼。要么,就称作亲爱的同行吧!”

这个段子有点律师自嘲的味道,但是,律师想要让人尊敬,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容易,毕竟律师只是为一方当事人服务。约翰·昆西·亚当斯有一个著名的断言:“即使是最清白无瑕的生活,也无法保证律师不受其他公民的仇视。”当一方当事人的主张有道德优势时,很多律师都会很想为其服务,名利双收,甚至可以不收费。但是,一方当事人的诉求处于道德上不利地位时,有些律师就会有畏难情绪。

2017年4月25日,白银案嫌犯高某唯一的法援律师朱爱军接受采访时表示:“为了保障嫌犯的辩护权利,我被指定为高某的唯一法律援助律师,出发点在案件侦查的对立面,防止案件在办理过程中出现瑕疵或其他问题。”这句话的潜台词很像是在说,没有律师愿意主动为这个杀人狂魔辩护。

当权利的阳光可以普照众人包括“坏人”时,当“坏人”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有辩护人时,当律师不会因为道德压力而拒绝为“坏人”辩护时,法律才可实现其真正的正义。作为普通人,不应该以一般人的道德眼光来看待律师;而作为律师,也应该克服这种道德的压力,才是法律的至高圣徒。

最后,再看一个很多人都熟悉的段子,这或许会让你对“律师为坏人辩护”有更多的认可。

一位俄国人、一位古巴人、一位美国商人和一位美国律师在火车上相遇。俄国人拿出一瓶伏特加酒给大家各倒一杯,然后把剩下的半瓶酒扔出车窗。

律师为坏人辩护,常常得不到世人的理解,名声不好,还有另一个比这更大的压力——生存压力。律师供给属于市场化的行为,人满为患是经常的现象,很多律师常常要担心收入朝不保夕,入不敷出。法律不仅要求律师为坏人辩护,而且是在市场压力下为坏人辩护,从这个意义上讲,律师为坏人辩护需要得到世人更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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